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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内忧：既得利益集团

● 赖洪毅

　　近年来，中国突发事件急剧增多，社会不稳定的倾向越来越明显。被拆迁市民和失地农民的抗争事件接连发生，导致多处地方政府和交通备受冲击，矿难和生产安全事件不断，引发遇难工人和家属的不满以及舆论界的批评。

　　触发抗争和突发事件，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违法行为。而一些官员往往是这些集团的首要人物。强行和非法征地，执行者往往是地方官员。其动机和发财的高招是，以行政手段攫取地价地皮，以较高价格卖给开发商，从中牟利。

　　另外，矿难和生产安全事件曝光后，往往带出了违规生产后的后台老板——地方官员。地方官员要么是入股了这些企业，要么从这些企业主得到回扣和好处，因而听任企业违规操作。

　　两种既得利益集团　

　　中国有两种既得利益集团。第一种是这种属于技术性的既得利益集团。其操作方法，其一是官员利用其掌控经济稀有资源（如土地）的权力，与在市场上渴望稀有资源的商人（如地产开发商）达成交易。第二种方法是，官员利用经济执法的权力，与被规控管理的企业和商人达成“君子”协议。官员在执法和落实条例、如安全检查和关闭严重违规企业时，一只眼开、一只眼闭，任由违规企业运作，甚至为其提供政治保护。违规企业则要向官员交保护费，输送经济利益。

　　技术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善于隐藏权钱交易。表面上，这些交易往往是隐性的。地方官甚至可从政府拿到正式批文，批准土地的非法征用。地方的一些违规操作企业背后的权钱交易，其本质是赤裸裸的，其后果甚至是血淋淋的。另外，也可能有本地人入股，企业在地方利益涉及面因而扩大，企业的地方支持度增加，企业关闭的社会成本提高。

　　另一种既得利益集团是政策性的。中央政策不是要地方官员带动经济发展吗？官员便以此为由，肆意推行急功近利的地方发展的项目。这也是各地官员升官甚至发财的捷径。

　　不少地方官员不遗余力，拆掉当地失修陈旧却颇有文化价值的民居和历史性的建筑物，代之以宽阔堂皇、外表讲究的建筑和工程。这些“政绩工程”却与当地文化和传统毫不协调。普通民众在就业和收入方面也并未得到明显的好处，甚至被迫搬迁、家园被毁、无家可归。　　

　　公众、媒体等能发挥监督能力

　　这些高大的“现代化”工程，可能是超豪华的歌剧院、超大广场、会展中心、超前超先进的机场、教育效果有限的大学城、假大空的农业示范工程，也可能是切断江河血脉的巨大水坝水库，甚至是政府办公大厦。它们的经济、科技、人文价值往往有限，但却严重破坏自然和生态环境，耗资巨大，造成国有银行的大笔坏账。但是，它们却可为本地带来短期的巨大经济增长值，当地官员可为此向上级炫耀政绩。

　　政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带来普遍的消极后果。它们的所作所为，潜移默化地破坏政治体制和政府在民众和知识精英心目中的印象。它们既会造成民众对改革政策和政府施政的不满，也会导致中国政府合法性和金融系统的潜在危机。

　　中国并非没有办法制约既得利益集团。如公众、媒体和专家能严格和独立地监督与评判，既得利益集团就会萎缩，生存空间就会锐减，“政绩”便会曝光，成为“失误”。

　　既得利益集团最喜欢在暗中运作，最讨厌阳光和紫外线。面对“阳光”的威胁，既得利益集团自然要极力反扑，尽可能地避免媒体监督，逃避公众运用民主和法制的途径对自己的制约，绕开专家的独立审评。

　　于是，在不久前，中国17个省市便偷偷摸摸地联名向中央建议，要求禁止媒体“异地监督”，限制地方媒体批评外地官员的权利。本来，地方媒体就很难批评本地官员。如现在连批评其他地方的官员的权利还要被剥夺，媒体还有什么监督能力可言？
　
　　民众对监督官员有所觉醒

　　近年来，民众行使民主和法律权、监督官员的觉悟性提高了。最近，广州郊区某村农民依法行使民主监督权，罢免耗费巨额村的资产的昏官，重选村委会。这一正常的、可嘉的做法，却遭到地方政府的反攻倒算。地方政府竟然劝迫新村委会员辞职。

　　不少地方工程并非是“形象工程”，而且不少地方官也是勤政有为的。但是，如媒体不能监督官员，民众不能对地方首长的政绩有判断权和发言权，专家不能独立和科学地审议，上级便很难判断哪些工程才是利民利国，哪个官员才是百姓真心拥护的好官。

　　如果听任既得利益集团剥夺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权，这些集团便可为所欲为，民众的权益就会屡遭侵犯，无处投诉，中国社会的矛盾便无法宣泄，中国会更加不稳定。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内忧。中国已到了一个关键的路口，决策者需要明辨三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