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“慷慨歌燕市，从容做楚囚”，“拥护共和”的袁世凯“要学华盛顿，不做拿破仑”。历史的时空里到处都是此类英雄台词，只可惜更多的时候“身在庐山中”的人们看不到他们的穿帮，同时也很少有看戏的心态，于是一次次入了戏，轻而易举地被感动着、振奋着，为着英雄们所描绘的“革命”前景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到头来成就的却只是一二英雄的神功武治和“坐江山”的资本。谭嗣同、林觉民、秋瑾等人如果地下有知，不知道对身后的世界会作怎样的感想。
也正因此，在每一座巨大塑像面前，我总习惯性地俯看被塑像踩在脚下的泥土。
二
作为中国人“智”的化身，诸葛亮被赋予了太多的传奇意味和道德亮色。其七擒孟获、六出岐山被理解为“计谋”和“忠毅”，但人们在讴歌和膜拜其功绩和道德的同时，却忘记了事实上这些也不妨可以理解为穷兵黩武、涂炭生灵。诸葛亮被世人一再称道的“鞠躬尽瘁”精神，事实上始终是以他人的“死而后已”为代价的。其“明知不可而为之”的扩张决策背后，是蜀国大地众多子民的食不果腹和妻离子别，不少地方都是“童叟姑嫂扶犁”，青壮年男子基本都奔走在战场，而且“战死者众”。
我常常感到困惑：对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来说，像诸葛亮这样的“智者”到底“智”在哪里?既没有为科技的推进作出贡献，也没有为人类文化的发展留下积淀，更没有为人自身的觉醒与解放作出努力，其“谋术”成就的充其量只是一家的好处，一时的利益，无助于人类财富和人类精神的总体积累。而历史上被我们膜拜的善谋之士和政治强人们又有几个不是如此?
三
“湘军”是湖南人最乐意用的一个光耀名词，什么“文坛湘军”、“奥运湘军”、“电视湘军”，一个比一个喊得响亮，盖因为曾经有称雄晚清的曾国藩、左宗棠大军剿灭了令八旗、绿营闻之丧胆的“长毛”太平军。“无湘不成军”的说法似乎很让湖南人自我陶醉。
身为湖南人的笔者却无法忘记另外一面的事实，那就是湘军的屠戮成性和劫掠成癖，甚至“匪区”的民众惊呼“湘军之灾倍甚于长毛”。攻破南京城时，湘军官佐往老家运金银财宝的船只终日络绎不绝，其家属居然将湖南各地的人参等补品购买一空。
湘军唯一一次与外国侵略者的交锋发生在1895年，在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日寇的淫威之后，举国朝野都将希望寄托在陆上作战的湘军身上。结果“湘军名将”刘坤一率领的6万大军在区区6天之内全线瓦解，丢失所有军事要地，既无战功可炫，亦无悲壮可言。我不知道，一支对内掠夺、对外疲软的军队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津津乐道?
四
吉尼斯什么纪录都有，不知道有没有杀人的世界纪录，如果有的话，张献忠应该是最强有力的竞标者。此人纵横四川20余年，杀人如麻，据明史称多达60余万。而据清初时的统计，张献忠统治结束时四川人口仅为原来的三十四分之一！
攻陷成都时屠城三日，称帝后以科举考试之名诱杀士子17000人，逃跑前下令“杀尽蜀人，以免资敌”，并且将数十万男女剐之割之，制成腌肉，以充军粮。张献忠屠夫之心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张献忠逃窜途中，为了减负，居然自屠其卒，每日杀自己军队一两万，先杀蜀兵，后杀楚兵，最后杀和自己一同起事的秦兵。130万人马，被他自己杀死的居然超过半数。
屠夫的残忍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那些手中持有刀剑的兵卒何以竟如羔羊一般麻木和温顺，只要暂时还没杀到自己头上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无动于衷。殊不知，在人们默许屠夫对他人滥杀的同时，事实上也默许了对自己的屠杀
五
1847年，洪秀全见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发展“拜上帝会”声势日盛，于是急急赶去宣称自己是“真命天子下凡”，做起了一方神圣。谁知次年初就引来官府出兵，结果冯云山被桂平县衙捉住，投入监狱。当时洪秀全碰巧不在，历史教科书称洪秀全闻讯后“立即赴广州设法营救”。
在看到这一节时，我很不明白，冯云山明明被拘于广西桂平，洪秀全远去广州如何“营救”啊?看了更详细的历史资料才知道，原来洪秀全是逃回老家做他的私塾先生去了。逃窜就是逃窜，而热衷于塑造“农民起义领袖”光辉形象的历史学家。居然可以人为设计出“营救”一说，不知道这种正面解说史实的做法和睁眼说瞎话会有多大区别?
同样不解的是，《天朝田亩制度》和《资政新篇》两个从来就没有被执行过的文件，居然成为大平天国“无处不均匀，无人不保暖”的“平等”、“进步”佐证。事实上“爷哥朕幼坐朝廷”的制度之下，等级较任何政权都更森严，下级见了上级未及行礼都可能被鞭笞而死，甚至株连九族。一个残暴且愚昧的政权被拔高为“反帝反封建”的先驱，这种装扮背弃历史真相不说，还隐含着一种漠视“平等”、“进步”等现代理念以及轻慢人类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恶劣倾向。
六
在近现代革命史中，黄兴算得上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。他最早起来呼吁各革命团体联合，成立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；他亲自发动“黄花岗起义”，在手指被炸断的情况下仍然冲杀在前、身先士卒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临危受命陆军总长的黄兴“寝食俱废，至于吐血”。如此大忠大勇之人，在孙中山1913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，他居然拒不加入，原因是入党誓词规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，这种制造强人政治、强调个人特权的方式他不能接受。然而，在诸多同盟会、国民党成员拥戴黄兴为领袖另行组党时，他却又坚决拒绝，为的是不造成新的纠纷。
遗憾的是，像黄兴这样既忠于革命事业，又保持个体独立的人实在太少，很多人在反对独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成为了新独裁势力的维护者；在忠于某项事业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就成了只忠于某一领袖的盲从者。罗兰夫人说：“人们啊，我爱你们，但是你们要小心！”因为一不小心，我们就可能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去了，就成了工具和帮凶。
七
被称作“人类导师”的西方大哲苏格拉底，在政治上应该说是一个很不识时务的人。在有他的学生参与的“三十人集团”执政期间，民主制度被废止，他因为公开批评当权者而遭到了严厉限制，其学生甚至专门针对他增加了“不准任何人讲授哲学”的法律条款。
“三十人集团”垮台后，雅典恢复了民主制，而苏格拉底又成为新当权者的眼中钉，结果他因为“以诡辩腐蚀青年人的心灵”而受审判。富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审判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，陪审员以281票对22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。
苏格拉底自诩为一只牛虻，“来刺激城邦这匹高贵的马”。这种牛虻精神被后来者引申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先天职责和价值所在。不幸的是，这牛虻的命运也一次次被证明，无论在民主国度还是专制-帝国，一个民族只要失去对思想的敬仰，其进步也会随之被禁锢。更糟糕的是，在带刺的牛虻转化为美丽的蝴蝶装点大平盛世的年代，很多独裁者开始以思想家的姿态出现，这恐怕是鼓吹“哲学王”的古希腊先哲所难以想象的罢。
八
近现代以来，中国的主政者不可谓不善于学习进步潮流，先是清政府预备立宪，再是袁世凯举行选举，后有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，看上去一个比一个新潮洋气，一个比一个顺应民主大势。但是，预备立宪的晚清弄出个“皇族内阁”，完全违背皇族不入内阁的立宪精神，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笑话；袁世凯的总统制之下，总统任期长达十年而且可连选连任，还可以指定继任人，同样滑天下之大稽；而蒋介石1946年的“制宪国大”也是在宪政的名义之下，确定“人民无权，独夫集权”的根本大法。
揭开这种种新花招的面纱，我们看到的还是同样的嘴脸：都在想方设法加强个人集权。怪不得鲁迅要感叹：中国人实在是善于改革的民族，只不过并非是将自己改得适合新事物，而是将新事物改得适合自己而已！
from: 《杂文月刊》2006年第7期
执子之手,与子共著.
执子之手,与子共眠.
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.
执子之手,夫复何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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