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提问总叫我感到为难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但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是，家中长辈怎么如此提问，即他们都有一种在中国采访新闻很难，而且记者很容易惹上麻烦的印象。
去年底中国官方宣布了放宽外国媒体采访限制的新条例，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自由跨省采访，进行采访只须取得当事人同意，而不必经由外事部门批准，也不必有接待单位，还同时公布了几十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联系电话，等于一下将采访的渠道拓宽许多。当时新加坡的中英文报章都做了不少报道，但是一般人对中国新闻管制的印象如旧，可见，一般民众长期积累下来的印象和曲解，一时要改变过来并不容易。
那在中国采访新闻究竟难不难，困难度在哪里？这也许有点类似外国人在中国经商或在中国完成任何事，需要有人帮助以找到渠道和方法，了解其中的潜规则，更考验的是体力、耐力和放长线投资的意志力。
和过去相比，记者从业的环境确实改善许多，记者会、座谈会和论坛现在多得让人应接不暇，专家学者也相当乐于和媒体打交道，他们大多侃侃而谈，并不避讳表达非主流的见解。
虽然活动数量和信息价值并没有绝对的关系，有官员出席的记者会也不一定会尽答记者的提问，但就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提问机会。何况机会还并不少，难度是在于你可能适时把握每一个机会吗？你可能无时无刻都准备好吗？
在记者会以外，还有一些消息可以去挖掘，当然也有很多消息你怎么费力也挖不到，有的消息你最好别妄想去挖。而可以挖掘的消息往往需要大量时间、体力去追踪－－获得官员、民众的信任、点点滴滴掌握材料。转型中的社会，太多千奇百怪的现象可以和应该去留意和追踪，信息是在半透明状态，有很多的混乱消息和现象，所以实力、经验、才智和投资又是办好任何一件正事的绝对必要条件。
自从2004年以来，“中国崛起”在国际间慢慢成为一种惯用语言。当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，拓展外交舞台的时候，它的信息透明度则缓慢地提升，在透明与不透明间的空间里，国内外媒体各试其能，见缝插针寻找消息。
在这个环境里，一个人的行为和付出好像受到外在无形又严密的监督，回报是斤斤计较地被计算。外人的难度在于，我们只能从有限的视野和经验去想象中国之大与复杂。然而，难度，或许正是中国之所以让一代一代的外来人迷恋的原因。
回答亲友们的提问，我往往说：记者会越来越多，外交部每周两次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般上每周也有一两次，甚至三次四次。自去年开始，公安部、教育部等其他部委也固定每月或每季一次，定时定点的新闻发布会。我想，困难仍然不少，但和相比过去，应说是容易许多。《联合早报》
